我的书架上,至今存放着两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华作品系列”,一套平装,一套精装,它们曾陪伴我度过了一段乡居岁月。如今回想起来,在余华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我最喜爱的,还是《在细雨中呼喊》,尽管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有口皆碑。
前些年,他的另两部长篇《兄弟》和《第七天》问世,毁誉参半。我读后,既没给我带来失望,也没给我带来惊喜。而去年,他的最新长篇《文城》出版,我第一时间找来读了,感觉比《兄弟》和《第七天》写得好。不得不说,余华是当代中国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善于讲故事的作家之一,这在《文城》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文城》虽在故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方面,给我耳目一新之感,却依然没有超过《在细雨中呼喊》带给我的阅读震动大。因之,窃以为,《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目前最好的长篇小说,没有之一。而且,我还固执地认为,余华在早年间创作的大量中短篇小说,都是在为写作这部长篇做着准备和练笔。当然,也许这只是我的偏见。
众所周知,余华作品的基调,大都有一种“苦难底色”。即使以第一人称“我”作为视觉,叙写童年经验的《在细雨中呼喊》也不例外。他并未在作品中给一群时代少年刷上浪漫主义的油漆,或抹上讨好大众的胭脂。他手中的笔,永远是冷静的,类似医生手中的刀。这使得他写出来的文字,从来都只解剖“痛苦”,而不分担“痛苦”。他也没必要分担,他的目的是要让人看见生存的真相,看见生活的“病灶”,从而以痛的针线去缝合活着的“伤口”。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手里都拽着一根线头。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网,罩在孙荡和南门的上空。不管是谁动一下这根线头,每个人的伤口都会滴血。而“我”,既是“网中人”,也是“网外人”。“我”在参与生活,也在见证生活。
从六岁那年起,“我”就被送到孙荡,跟随养父母王立强和李秀英夫妇过了五年城镇生活。期间,“我”不但得以窥探成年人的隐秘心理,还得以体察同年人的生长困境。那个名叫国庆的玩伴儿,无疑是我的一面镜子。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给爹看病。但他的孝心换回的,却是父亲对他的抛弃。于是,被活人遗弃的国庆,只能被迫与被死人遗弃的楼下老太太亲密交往。这些经历,都在“我”的心中烙下了不可抹去的痕迹。还有那个老师张青海的遭遇,同样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冲击。尤其在“我”十二岁那年,目睹的吹笛手刘小青和养父王立强的死,更是给“我”的心理蒙上了阴影。
“我”重新回到南门后,原本以为可以结束之前寄人篱下的生活,谁知,多舛的命运又将“我”抛入了另一个旋涡,简直令人窒息。或许是余华不想让这种窒息感过于强烈,故意对主人公“我”的家庭背景作了详尽的交代。无论是祖父孙有元的跌宕人生,还是父亲孙广才的尴尬遭遇,都充满了“黑色幽默”。“我”每天都在这种“黑色幽默”中,与哥哥孙光平和弟弟孙光明痛并快乐着。大人无法理解孩子,孩子也无法理解大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孤立的,仿佛来自两个世界,却又偏要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活。好在生活并非一潭死水,比如那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孩冯玉青,以及仗义执言的苏杭和苏宇兄弟,还有曹丽和那个音乐教师,他们与“我”的亲人们一道,共同构成“我”幽暗生活中的“调味品”。“我”也跟他们一起,共同修补着自己的青春时光。
虽然,这些出现在“我”身边的人,后来命运都不怎么好——弟弟孙光明在那个夏日中午去河边摸螺蛳,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哥哥在默认现实的残酷后,选择了的婚姻,却被父亲搅得乌烟瘴气,结果害得哥哥在监狱里待了两年;朋友苏宇因青春期冲动而被关进了劳教所;冯玉青阴差阳错有了自己的孩子,又因犯错被送去了劳改农场;曹丽和那个音乐教师最终也未能成为眷属,一个不得不嫁人生子,过起了跟大多数女子一样的平淡生活,一个在判刑五年获释后,被发配到一所农村中学。而“我”呢,好不容易熬到高考恢复,偷偷报名参考,接到录取通知书后,酸楚地离开了南门。走时,只有哥哥一人相送。他挑着铺盖走前面,“我”紧跟其后。一路上两人都一言不发。
整部小说,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一条主线,全凭时空的转换和片段的连缀。可读完后,却分明感觉它又是天衣无缝的。故事、情节、人物均被纵横交错的线网牵扯着,而这线网的总线头,就握在余华的手中。你可以说这是一部“青春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心理小说”,还可以说是一部“自传小说”。甚至,你说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篇长散文也未尝不可。总之,在《在细雨中呼喊》充分调动了余华庞杂的生活经验、丰富的想象力和丰沛的才情。加之“余华式的语言风格”,更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学气质。它的主题既明晰,又隐蔽,看似在写生存,写命运,写人性,写爱恨,写别离……实则又不仅仅是在写这些,它是不可以被简单描述和概括的。好的小说就是这样,它不只是在挑战你的阅读习惯,还在挑战你的审美和智力。
◎ 吴佳骏(作者系青年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