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宇新
人的生活不外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在所有精神生活中,我认为读书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古代的人读书不太容易,尤其是贫穷人家的子弟。明代散文作家宋濂是这样叙述自己早年读书之艰辛的:“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记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曲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相比之下,现代的人读书就容易多了。比如,就我而言,至少不存在“无从致书以观”,也无需“假借于藏书之家”,更不必“手自笔录,记日以还”,因为,家中有藏书。
记得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匮乏的年代,我家里唯一不缺的就是书籍。因为我父亲喜欢读书,在我眼里他就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家里那个不大不小的书架上放满了他读的各类文史哲书籍,至今我的书房里还摆放着他当年读过的书。
也许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读书。参加工作后,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书店,看见自己喜欢的书便慷慨解囊。这样,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家里就堆积了不少书。
但是,我买书的目的是读书而不是藏书,我认为,如果书买回家不读就发挥不了书的作用。所以,我一直都保持着阅读的习惯。但是,毕竟买书容易,读书需要花费时间,读书的速度始终跟不上买书的速度,终究是买得多读得少。因此,从书柜里随便取下一本书,我都有可能没有读过。一套《安娜卡列宁娜》,还是我参加工作时买的,快到40年了,没有翻过一次;一套精装本的《史记》,忘记了是什么时候买的,放在书架上纸都发黄了,我也很少看一下;一套线装本的“四书五经”,可能买了有20年了,一页也没翻过……
再者,我读书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贪多务得。一旦走进书房,面对书架上那一排排整整齐齐的书,就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阅读的冲动,拿到这本也想读,拿到那本也想读。所以,我虽然是学习现代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喜欢读文学类书籍,但也爱读历史和哲学类书籍,当然也读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书。几年下来看似读了不少,但其实收获并不大,究其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读书还是应该有所侧重,不应该一味地贪多,一味贪多,只是在面上跑,没有沉下去,总觉得肤浅。贪多务得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浅尝辄止。一本书没有读完又拿到另一本在看,《古今文学名篇》刚读了一半,又拿到《中国通史》在读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刚开了个头,又去读《鲁迅经典》,一本书的阅读不能做到善始善终。
尽管如此,我认为,家中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仍然是有必要的,它是一个人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化品位,有了这样一笔精神财富,你的精神世界始终是丰富和充实的。书,也是一个人的精神伴侣,有了书的陪伴,人生的旅途才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此外,家中有藏书对于日常的阅读和写作也有诸多好处:一是不必向他人借阅。向他人借书,你得抓紧时间看,看完之后必须及时归还,否则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读自己的书就不存在了。二是阅读时查找参考书方便。尤其是读古代的典籍或文章,你得结合注释先翻译成白话文,然而翻译得是否准确还得找参考书来核对;读完一篇文章后,为了加深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又得去查找相关的鉴赏文章来读,家里有了藏书后查找起来就很容易了。三是写作时查找资料方便。我在动笔写文章之前有一个准备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阅读与写作内容相关的书和文章。我在写作《遇见鲁迅》这篇文章时,就阅读了《鲁迅读本》中的大部分作品。家里有了藏书,不管写哪个方面的内容,都很容易找到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作为参考。
当然,家中有了藏书时不时也会产生一些忧虑。每当我走进书房,看见书架上那一排排还没有来得及读的文化经典,就有一种生命有限而知识无涯的感慨,我想,这些书再读十年也看不完。那么,我死了以后,这些书该怎么办?一般来说,最好是传给自己的子女,就像父亲去世后,我继承了他的全部藏书一样。但是,这得有个前提,就是你的子女喜欢读书,知道书籍的价值。然而,我的儿子从小就不喜欢读书,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于是,我想到了送人。近年来,我确实送了一些书给朋友和亲戚,一套精美的四大名著,送给了家里的一个亲戚;一套港版的《金瓶梅》,送给了一位好友;两本《中国通史》分别送给了儿子和孙子;金一南的《苦难辉煌》送给了一个兄弟伙;两本《现代汉语词典》也分别送人了。但是,我又转念一想:“都送人了,我需要的时候又到哪里去找?”现在想想,反正离人生的终点还有段距离,到时候再说吧,现在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作者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协经济和农业农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