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琬然
1942年，二十九岁的阿尔贝·加缪写下《局外人》。这本书被誉为存在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讲述了法国青年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之后开枪杀人，最后被捕入狱的历程。小说真正的重量不在杀人，而在审判。
在法庭上，检察官对杀人的枪响几乎不感兴趣，他反复追问的是：被告人为什么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为什么第二天就去游泳、看喜剧电影？为什么对女友说“爱不爱都一样”？这些在常人看来冷漠甚至恐怖的行为，成了默尔索“灵魂冷酷”的铁证。法庭需要一个可理解的罪犯——一个因仇恨、贪婪或疯狂而杀人的人，却无法接受一个仅仅因为阳光太刺眼而扣动扳机的人。审判的与其说是一桩命案，不如说是一个人的存在方式，最终默尔索被斥为“不合群”。临刑前夜，他赶走前来劝导的神甫，独自面对满天星斗，他感受到的世界是“温柔的冷漠的”。“局外人”三个字，既是默尔索命运的写照，也是一面镜子，照见每一个不合群的灵魂。
加缪偏爱阳光，他的字句里闪耀着地中海琉璃的光线，比如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看见太阳像一把铙钹扣在头顶，灼热得令人窒息；葬礼后，他走在海滩上，看见太阳刺得人睁不开眼，那道“灼亮的光芒”成为他扣动扳机的导火索。太阳在这部小说里不是温暖的象征，而是自然界无理性力量的具象：它不关心人类的悲欢，不回应人类的祈求，只是漠然地笼罩一切存在。这恰恰是加缪哲学中“荒诞”的面目：世界没有预设的意义，没有仁慈的造物主在背后编写剧本，人被抛入其中，赤裸裸地面对无序与虚空。
与太阳相对的是大海，默尔索在海里游泳时感到纯粹的快乐，与女友玛丽在海水中嬉戏时体会到真实的亲密。大海象征着自由的感官体验，是他在社会规训之外触摸到的为数不多的真实。太阳与大海，压迫与自由，荒诞与本真——加缪的世界就建立在这种张力之上，而人，恰恰生活在两者的夹缝里。
然而，加缪写《局外人》的目的，并非倡导一种冷漠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恰恰相反，他是他那个时代最热爱生活的作家之一。他的散文集里处处都是地中海的风、石墙上斑驳的光影、街角咖啡馆里飘出的浓香。他贪恋这个世界的每一寸质感，对感官体验怀有近乎虔诚的珍视。他说过一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隆冬是真实的困境，是人生中那些无法回避的寒冷与丧失；而“不可战胜的夏天”住在每一个不肯熄灭的灵魂深处，是看清生活的全部真相之后依然涌动的热情。
在另一部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将这种态度表述得更为明确。西西弗被诸神惩罚，日复一日将巨石推上山顶，又眼看它滚落山脚，如此往复，永无止境。这是一幅关于人类处境的极端隐喻：生命终归虚无，努力终归徒劳，可加缪说：“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当西西弗转过身，一步步走下山去，准备重新开始时，那座山、那块石头、脚下碎石的触感、远处天际线渐亮的晨光，全都是他的。诸神可以设定他的命运，却无法剥夺他感受命运的能力。幸福不在山顶，而在每一步踏实的行走里。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意思是没有人带着预设的意义降临世间，人先存在了，然后通过自己的选择去定义自己。既然没有命定的剧本，那么每一个清晨醒来，都可以写下任何想写的字。海德格尔将人的处境称为“被抛入世界”，不曾选择地来到这里，面对着一个并不总是友善的环境。就像一粒种子被风带到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它没有选择落点的权利，却有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本能与自由。这世上有一种勇气，是明知花会落还是决定盛开的温柔。人生而孤独，情难自已地向外寻求寄托，可是为外界寄托而活是极其危险的状态，没有人能确定曾经坚信的人与事将于何时离去。
花会落，人会走，我们终有一别。可正因为不完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瞬间才格外珍贵。加缪终其一生都在写这件事：世界不会回应你的呼喊，可你身体里那个不可战胜的夏天，那份对生活本身清醒而炽热的爱，它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就能存在。这大概就是加缪留给这个世界的最温柔的反抗。
（作者单位：四川轻化工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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