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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金融法院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融资租赁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提示书》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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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金融审判的规则引领和风险预警功能,帮助融资租赁市场主体有效识别和防范法律风险,11月10日,成渝金融法院举行新闻通气会,成渝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杜丹介绍《融资租赁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提示书》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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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杜丹

《融资租赁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提示书》中,成渝金融法院对2023年1月至2026年8月审理的融资租赁纠纷案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结合案件反映出的类型化、规律性问题,从八个方面作出法律风险防范提示。提示书还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风险,向融资租赁企业作出优化业务结构,规范合同文本,清晰交易模式,强化风控措施,加强对合作商的甄别与管理等建议;向承租人作出审慎选择交易主体和模式,认真审阅条款,及时留存证据,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等建议。

成渝金融法院

融资租赁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提示书

融资租赁兼具融资与融物的特征,以其资产配置和资产融资的双重效用,彰显出产融结合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融资租赁行业的资产规模、业务总量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能级提升、培育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融资租赁在机构聚集度、区域投放集中度上表现突出,已成为极具活力的金融业态之一。与此同时,伴随业务规模扩张与商业模式创新,融资租赁纠纷明显增多。司法诉讼案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企业涉诉情况直观反映出经营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法律风险问题。本法律风险防范提示书基于成渝金融法院2023年1月至2026年8月融资租赁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梳理出融资租赁交易中的常见法律风险,旨在助力行业规范发展,减少潜在纠纷,防范金融风险,持续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金融营商环境。

一、融资租赁纠纷案件基本情况
2023年1月至2026年8月,成渝金融法院共受理融资租赁纠纷一二审案件1176件,审结1103件,收结比93.79%。其中,受理四川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融资租赁纠纷577件,受理重庆市范围内的融资租赁纠纷599件,川渝两地融资租赁案件数量相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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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资租赁纠纷案件特点
成渝金融法院受理的融资租赁纠纷案件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是一二审案件涉及的租赁物种类差异较大。2023年1月至2026年8月受理的融资租赁纠纷案件中,一审案件占比较小但标的额较高,主要涉及机械设备或航空器等大型设备的融资租赁,平均标的额在2.5亿元左右,最高标的额超过5亿元。二审案件占比98%,主要以标的额较小的汽车融资租赁纠纷为主。2026年1至8月受理的融资租赁纠纷案件中,标的额100万元以下的占比为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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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一二审诉讼程序的启动主体明显不同。成渝金融法院受理的融资租赁纠纷一审案件中,原告均为融资租赁公司,通常以承租人违约欠付租金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支付租金、解除租赁合同、返还租赁物等。二审案件中,上诉人为承租人或担保人的占63%,主要针对合同性质、租金金额、违约金、租赁物归属等提出上诉。
三是涉诉融资租赁公司比较集中。成渝金融法院受理的融资租赁纠纷一二审案件中,当事人为金融租赁公司的较少,85%为商业融资租赁公司。无论是金融租赁公司还是商业融资租赁公司涉及的诉讼均呈现出一定集中化、批量化趋势,其中6家融资租赁公司涉及的案件数量占总受理案件数量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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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结案方式以判决为主。成渝金融法院受理的融资租赁纠纷一审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146天,二审平均审理天数为50天。一审案件90%以判决方式结案。二审案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占51%,调撤案件占46%,说明在融资租赁领域,调解、和解仍然是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其中当事人提起上诉后未缴纳上诉费,依法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案件有26%,反映出存在部分当事人利用上诉程序拖延纠纷解决,导致上诉程序空转的现象。
(二)主要涉诉融资租赁类型
成渝金融法院受理的融资租赁纠纷案件反映出,涉诉的融资租赁交易较为集中在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以车辆为租赁物的融资租赁。成渝金融法院受理的融资租赁纠纷案件中,以汽车为租赁物的占比较高,与川渝地区汽车产业较为集中有一定联系。例如,2025年受理的一二审融资租赁纠纷案件中,汽车融资租赁占比超过60%,2026年1至8月占比达79%。此类纠纷中,通常以商用货车或乘用车为租赁物,纠纷除涉及融资租赁公司外,还大量涉及个体货运司机和中小运输企业等主体。
二是以售后回租方式开展的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是指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交易模式。近年来,售后回租模式被广泛使用,成为融资租赁的主要业务模式。由于售后回租中承租人与租赁物出卖人系同一人,实践中虚构租赁物、租赁物低值高融等问题多发,从而成为纠纷的主要来源之一。
三是涉及第三方合作商的融资租赁。融资租赁企业为实现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经营成本、方便跨区展业等目的, 往往与渠道服务商等第三方开展合作。第三方合作商通常提供推荐客户、资信审核、差额担保等服务,有的还代为购买租赁物、收取租金、代为取回租赁物等。部分融资租赁企业对合作商的经营行为缺乏有效管控,合作商经营行为失范引发纠纷的情况频发。
四是异地展业开展的融资租赁。成渝金融法院受理的一二审融资租赁纠纷案件中,出租人为异地融资租赁公司的案件达到一定比例。案件数量最多的6家融资租赁公司中有4家公司的注册地在川渝地区以外。针对异地展业的融资租赁公司,注册地和展业地的金融监管部门均难以实施及时有效的监管,容易形成“监管盲区”。
二、法律风险提示
成渝金融法院受理的融资租赁纠纷案件反映出的争议问题呈现一定类型化和规律性,现将其中的主要法律风险提示如下:
(一)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性质认定的法律风险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是其兼具融资性和融物性,缺少任一属性,均可能导致法院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关系。相关案件中,融资属性的争议多针对出租人是否融通了资金;融物属性的争议,则易发于合同约定的租赁物是否虚构、是否适格、是否低值高估、所有权是否转移等方面。
【风险提示】
1.缺乏融资属性的风险。当事人无论采取直租或者售后回租方式,融资租赁的融资属性均要求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选择,出资购买租赁物。实践中缺乏融资性的常见交易类型有:一是出租人将自己已有之物或者按照自己意愿自行购买之物出租给承租人使用并保留所有权,约定承租人分期支付完全部租金后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以租代购”交易模式,往往因缺乏融资属性,可能不被认定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如果此类交易具有买卖合同的主要法律特征,法院可能会参照最相类似的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二是承租人与出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同时又经出租人安排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进行借款并约定将其所借款项支付给出租人用于购买租赁物。在此类交易中,出租人实质上并未提供资金,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可能不构成融资租赁关系。
2.缺乏融物属性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实践中常见的缺乏融物性的情形有:一是租赁物不适格。例如有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以在建的商品房项目、收费权、商标权、专利权及单纯的软件作为融资租赁的租赁物,一般难以得到司法的认可。二是双方当事人虚构融资租赁物。有的合同约定承租人以自有设备进行售后回租,但承租人实际并无该设备,而出租人只简单审查购买设备的合同及发票,对于设备是否真实存在毫不关心,此种情形难以证明双方具有“融物”的真实合意。三是租赁物无法承担担保功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融资租赁中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实际具有担保租金债权实现的功能。部分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人未将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给出租人,或者双方串通虚高租赁物价值进行低值高融,租赁物明显不能承担担保功能。前述情况下,可能会因缺乏融物属性,不构成融资租赁关系。
(二)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法律风险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融资租赁纠纷中关于合同效力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双方融资租赁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同是否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交易是否损害金融秩序等。
【风险提示】
1.融资租赁物不真实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如果双方明知不存在真实的租赁物仍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进行融资,可能构成“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融资租赁合同为双方的虚假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借款合同作为双方真实的法律行为,法院将根据有关借款的法律规定进行效力认定和处理。
2.长期借融资租赁之名从事借贷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虽然在“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法律行为中,隐藏的借贷行为并不当然无效,但有的融资租赁企业违反金融监管规定,长期、多次从事“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业务,表面的融资租赁合同固然因系出租人和承租人共同的虚假意思表示,依法为无效合同外,其隐藏的借贷合同亦可能因为融资租赁企业的行为严重扰乱金融秩序,被认定为无效。
3.交易模式严重损害承租人权益的风险。实践中,有的承租人以自有物作为融资租赁物向出租人进行售后回租,同时经出租人安排又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进行借款,约定将借款资金发放至出租人账户用以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融资租赁公司实际并未出资,仅充当资金通道,而承租人同时受融资租赁合同和借款合同约束,一旦违约可能承担双重还款责任。该交易模式下的融资租赁合同可能会因严重损害当事人权益,违背公序良俗,被认定为无效。
(三)合同条款的法律风险提示
融资租赁合同中,有关租赁物、租期、租金及费用、违约后果等内容,涉及双方当事人的主要权利义务,应当清晰明确、避免歧义,否则容易在履行过程中引发争议,对合同顺利履行形成障碍。实践中,关于合同条款的争议主要针对格式条款、合同解除条款、租赁物价值确定条款等。
【风险提示】
1.未履行格式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融资租赁交易中,格式条款的使用率较高。有的出租人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对与承租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没有采取合理方式提示或者未按承租人要求予以说明,导致相关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格式条款内容都必须进行提示,否则可能会导致全部合同文本均得提示,反而无法使交易对方注意到重要的内容。因此,融资租赁合同中的一些常规性条款,不属于异常条款范畴,如果承租人以出租人未进行提示为由主张不成为合同内容,可能难以得到支持。
2.合同解除条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风险。《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7条规定:“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之,则依法予以支持。”双方当事人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可以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当该条件成就时,守约方有权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发生解除的效果,但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存在一定边界,对解除条件的约定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有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一旦出现显著轻微的违约行为,出租人即有权解除合同。诉讼中守约方据此请求法院确认合同解除的,如果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并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可能难以得到法院支持。
3.租赁物价值确定方式不明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的,损失赔偿范围还应包括融资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权利形式上虽然表现为所有权,但实质具有担保功能,出租人依法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后,应就其收回的租赁物价值与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进行抵扣,以确定其实际损失金额。实践中,有的融资租赁合同未就合同解除后租赁物价值的确定方式作出明确约定,发生纠纷后双方对租赁物实际价值争议很大,往往需要启动鉴定程序予以确定,既延长了纠纷解决周期,又增加了双方诉讼成本。
(四)租金及息费过高的法律风险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四十六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收取的租金及各项费用应当合理、透明且符合相关金融监管要求。如果承租人实际承担的综合资金成本明显过高,容易引发纠纷。实践中,关于融资租赁租金及息费的争议主要针对出租人未提供相应的服务、融资成本过高、约定违约金高于实际损失等。
【风险提示】
1.服务与收费质价不符的风险。有的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出租人除收取租金外,还收取手续费、服务费、咨询费、管理费等费用,诉讼中承租人往往针对出租人收取的各种费用提出抗辩。在出租人并未提供相应实质性服务的情况下,如果融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手续费等是出租人提供融资租赁的利润组成部分,或者已将包含手续费等在内计算所得的实际年化利率作为承租人融资成本明确列示的,相关费用可以作为租金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法院将进一步审查融资租赁总体收益是否处于合理范畴。反之,如果合同未明确约定手续费等费用为出租人的融资租赁利润,也未将之纳入明示的承租人实际融资成本,在服务费有名无实或者质价不符的情况下,出租人主张收取相应费用可能难以得到法院支持。
2.融资成本约定过高的风险。在市场利率水平整体下行的背景下,有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融资成本年化利率明显过高,不当加重了承租人负担,加剧了违约风险。判断承租人实际承担的融资成本是否过高,一般可以将租金以及明确为出租人融资租赁利润组成部分的各项费用(或明示为承租人融资成本的各项费用)之和折算为年化利率进行衡量。对于约定的融资成本明显过高的,法院可能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酌情调减。
3.违约赔偿金额约定过高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有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的,除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外还要另行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尤其在合同加速到期的情况下,加速到期已使出租人可提前收取全部租金,若出租人主张的违约金和逾期利息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可能无法得到支持或将被相应调减。
(五)出租人与第三方合作的法律风险提示
融资租赁业务中,出租人经常与第三方合作展业,风险防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合作商的诚信经营与规范操作。若合作模式设计不当或者对合作商管理不到位,极易产生纠纷。实践中,由于第三方合作商在招揽客户时虚假陈述,或者代出租人收取租金、取回租赁物时行为不规范,引发纠纷的情况较为常见,个别第三方合作商甚至涉嫌刑事犯罪。
【风险提示】
1.合作商代收租金的风险。融资租赁交易中,本应由出租人收取的租金经常被交由第三方合作商代为收取。如果出租人明确委托合作商收取租金或者虽无明确委托,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表见代理,例如有的出租人委托合作商长期代为向承租人收取租金,在终止委托后未告知承租人,承租人有合理理由相信合作商仍有代理权,从而继续向合作商支付租金,该支付行为对出租人仍发生清偿效力。即使出现合作商收取租金后挪作他用或卷款逃匿的情况,给出租人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应由承租人承担。相反,如果合同明确约定了特定的收款主体和收款账户,例如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应将租金支付到出租人名下的特定账户,承租人仍将租金支付给了无代收权利的合作商,一旦合作商未将相关款项转交给出租人,承租人关于已经支付了租金的主张可能难以得到支持。
2.合作商代为取回租赁物的风险。融资租赁业务中,因合作商取回租赁物引发纠纷的情形较为常见。第一种情形是,由于部分合作商依照合同约定要对承租人租金给付义务承担担保责任,一旦承租人违约,有的合作商为避免或减少自身损失而直接从承租人处取回了租赁物。如果出租人对合作商取回租赁物的行为有相应授权,合作商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则应由出租人承担,例如可能会被视为出租人以实际行为解除了融资租赁合同。第二种情形是,承租人错误地认为自己与合作商之间存在租赁关系,或者错误地认为合作商有权代表出租人,在发生逾期支付租金时,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而直接向合作商归还了租赁物,但合作商并未将该情形告知出租人也未将租赁物转交出租人。出租人继续催促承租人支付租金,而承租人则以合同已解除为由拒付,双方产生争议。此外,实践中还发现有的合作商取回租赁物后擅自转租或变卖,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利益均受到损害。
3.第三方虚假承诺的风险。在商用车辆融资租赁业务中,有第三方公司通过向意向承租人虚假承诺货源、保证业务量,甚至以“招聘司机”为由,诱导个体司机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购置营运车辆。车辆交付之后,承诺的货源、业务量不能兑现,承租人实际经营收入远低于预期,缺乏租金支付能力,造成逾期违约。此类纠纷中,承租人非但没有获得承诺的工作岗位和营运收入,反而因融资租赁背负债务;出租人虽然可以依法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但营运车辆通常贬值较快,租金债权往往也难以足额受偿。
(六)融资租赁登记的法律风险提示
融资租赁交易中,租赁物由承租人占有使用,出租人虽然享有租赁物所有权,但占有与所有权分离,第三人难以从占有状态判断租赁物的权利归属。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减少纠纷发生,出租人应当依法及时办理登记。实践中,关于融资租赁登记引发的争议主要涉及未办理登记、登记存在瑕疵、相关登记系统不衔接等问题。
【风险提示】
1.未办理登记的风险。融资租赁的租赁物实际是租金的担保,对出租人的租金权益实现有着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四十五条规定:“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融资租赁交易中,租赁物由承租人占有使用,尤其作为租赁物的车辆往往登记在承租人或者挂靠企业名下,第三人难以从占有状态或登记信息准确判断租赁物的实际归属。出租人不依法及时办理融资租赁登记,如承租人将租赁物转让给他人或者为他人设定担保等,可能导致出租人无法就租赁物行使优先受偿权。
2.登记存在瑕疵的风险。《国务院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规定,融资租赁登记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以下简称中登系统)办理。中登系统采取自主填报模式,征信中心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有的出租人填报的登记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导致租赁物无法特定化,第三人根据登记信息难以识别该登记与特定租赁物的关联性,出租人可能无法以此登记对抗善意第三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中登系统中填报人可以自行选择登记期限,如期限届满未办理展期,该系统将不再对外展示相关登记信息,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容易发生权属争议。
3.两套登记系统不衔接的风险。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汽车抵押登记在车管所办理。实践中,在以车辆作为融资租赁物的交易中,由于车管所汽车登记和查询更为社会所熟知,而且出租人就融资租赁车辆在车管所办理的“自物抵押”也为司法所认可,部分出租人未在中登系统办理融资租赁登记,而是到车管所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目前全国很多地区两个登记系统的信息尚未联通,第三人仅查询其中一个登记系统,无法全面掌握车辆权属的真实状况,在此情形下与承租人进行车辆交易,容易引发与出租人之间的车辆权属争议。
(七)自行收回租赁物的法律风险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融资租赁合同通常约定,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实践中因取回行为不规范屡屡引发诉讼,相关争议主要涉及租赁物取回方式、取回的时间、取回后的清算等。
【风险提示】
1.取回方式不规范的风险。出租人依照合同约定自行取回租赁物,应当采取合法、适当的方式。实践中,有的出租人未经催告及给予合理期限即径行取回租赁物,有的在承租人不知情或有异议的情况下,采取拖拽、撬锁、远程锁车等方式强行取回,有的还将承租人放置在车辆中的私人物品一并取走,从而引发纠纷。如果出租人采取暴力、威胁等违法手段取回租赁物,取回行为本身可能被认定违法,出租人可能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取回时间无法确定的风险。出租人收回租赁物的时间,往往是确定合同解除和租赁物价值的关键时点。有的租赁物,例如车辆等,折旧率较高、市场价值波动大,认定的取回时间不同可能导致确定的租赁物价值差异较大。有的出租人虽然是依约取回租赁物,但没有注意留存相应的证据,诉讼中出租人可能因对取回时间举证不能,其所主张的合同解除日以及租赁物价值评估基准日无法得到法院支持。
3.取回后未及时清算的风险。出租人依法依约收回租赁物后,应当将租赁物的价值与承租人欠付的租金及其他费用进行抵扣,以确定其实际损失金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收回的租赁物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租金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请求出租人返还超出部分。实践中发现,有的出租人取回租赁物后没有及时进行清算,甚至擅自不当处置了租赁物。诉讼中如果承租人对出租人主张的租赁物价值不予认可,又无法通过司法评估鉴定等方式予以查明的,出租人所主张的价值可能难以得到法院认可。
(八)数字经济新业态下融资租赁的法律风险提示
随着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实践中出现了以服务器、智算中心设备等为租赁物的融资租赁交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算力中心设备”纳入《金融租赁公司业务发展鼓励清单》,体现了金融监管部门对算力设备作为适格租赁物的认可。同时也应看到,算力设备具有专用性强、变现渠道相对受限以及技术迭代较快等特点,其变现价值有可能难以覆盖尚未受偿的全部租金债权。部分出租人更为看重承租人为第三方提供算力服务的获利能力,并以算力服务应收账款质押作为增信措施。就相关应收账款质押的设立与实现,在核实、登记、通知等方面的法律风险应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
1.未核实应收账款真实性的风险。个别交易中,承租人据以融资的算力服务合同可能缺乏真实业务基础。鉴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仅具有警示和确定优先顺位的功能,办理登记本身并不当然证明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如果出租人未取得应收账款债务人对款项真实性的确认,仅以已经办理出质登记为由请求就应收账款优先受偿,又不能举证证明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债权人的主张可能无法获得法院支持。同时,如果以算力服务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设定质押,考虑到算力服务价格容易受到芯片迭代、行业景气度等因素影响而出现波动,即使质权有效设立,出租人能够实际优先受偿的具体金额仍可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未办理质押登记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登记在此不仅是确定权利顺位的公示手段,更是质权的设立要件。出租人未办理出质登记的,应收账款质权自始未有效设立,债权人就应收账款主张优先受偿将缺乏依据。同时,在办理质押登记时对应收账款的描述应当具体、明确,以减少可能产生的争议。算力服务应收账款通常具有按周期结算、金额不确定的特点,出租人应注意登记内容与相关合同的对应关系,并在合同要素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
3.未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的风险。应收账款质押可以准用债权转让的通知对抗规则。应收账款债务人接到该应收账款已经设立质押的通知后,不得再向原债权人履行,而只能向质权人履行。但是,应收账款债务人在接到该通知前,因不知道应收账款已经设立质押的事实,向原债权人进行履行,将导致应收账款因履行而消灭,质权亦随之落空。实践中应注意,办理质押登记并不能代替通知,质权人要及时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否则可能面临不利后果。
三、对策建议
(一)对融资租赁企业的建议
融资租赁企业作为出租人,是融资租赁交易中的重要主体,在交易结构设计、合同条款拟定、租赁费用收取、合作商管理等经营环节的规范程度和管控力度,直接关系到融资租赁交易的顺利履行,对融资租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建议】
1.优化业务结构。受信贷供需不均衡等原因影响,部分承租人进行融资租赁交易的目的更偏重于资金融通,售后回租业务规模较大。由于售后回租中承租人与租赁物出卖人系同一人,实践中虚构租赁物、租赁物低值高融等缺乏融物性的问题多发于售后回租业务之中。近年来监管机关已经关注到融资租赁行业售后回租业务占比过高的情况,2023年10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促进金融租赁公司规范经营和合规管理的通知》,督促融资租赁公司逐步提高直租业务占比。建议融资租赁企业积极回应监管政策要求,着力优化融资租赁业务结构,扩大直租业务比例。同时,无论采取何种融资租赁业务模式,融资租赁企业均应当严格审查租赁物是否真实且适格、能否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租赁物价值是否与融资金额匹配,确保交易同时具备融资性和融物性。
2.规范合同文本。建议企业在制定合同文本时,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权利义务,不得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融资租赁企业责任、加重承租人责任、限制承租人主要权利。对于涉及双方基本权利义务的重要条款内容,建议与承租人进行充分磋商;对于合同解除后取回的租赁物价值确定方式,建议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对于各种服务费用等, 如确需收取, 应当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严禁变相收取超过监管上限的高额息费。同时,合同内容应当明确,对于格式合同中的与承租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应当依法进行提示,避免双方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合同约定的融资租赁交易模式应当清晰,避免叠床架屋过度复杂,否则诉讼中会增加合同性质和效力认定上的不确定性。
3.强化内控机制。建议企业在合同签订时,将融资租赁登记作为风控的重点关注环节,及时予以办理。确保登记填报信息准确,尽量以型号、序列号、识别代码等可辨识信息使租赁物特定化,到期及时办理展期。对存在其他法定登记平台的租赁物(如机动车可到车管所办理抵押登记),可视情况同时在不同系统办理登记予以公示。因承租人违约需取回租赁物时,应依法、合理行使权利,先行催告、规范流程、固定证据,不得以暴力威胁或其他违法方式取回租赁物。
4.加强合作商管理。通过合作商进行展业,可以为出租人提供经营便利,但也可能增加经营风险。建议企业充分考察、审慎甄别合作商,强化对合作商的管理。如果需要委托合作商代收租金,建议以书面方式予以委托并告知承租人,同时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收款主体和收款账户。对于合作商受托长期批量代收租金的,建议定期核查,发现合作商存在不规范行为的,及时予以纠正。建议融资租赁企业谨慎委托合作商代为取回租赁物,尤其谨慎选择概括性委托授权的方式,避免合作商为自身利益擅自收回租赁物或采取不当的收回方式,引发争议并将相关风险转移给出租人和承租人。
(二)对承租人的建议
承租人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对交易模式、合同条款、费用构成的了解往往不充分。建议承租人增强风险意识,关注融资租赁交易性质和业务模式,以及租金费用、付款方式、违约条款等关键合同内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建议】
1.审慎选择交易主体与模式。建议承租人认真了解融资租赁的交易特征和法律责任,避免产生认识误区,切勿轻信第三方不切实际的承诺。在缔约前仔细核实出租人是否具备融资租赁经营资质,辨明交易属于直租业务、售后回租业务还是叠加了银行借款的复合业务模式,审慎比较实际资金成本,警惕“零首付”“秒批”“超低息”等营销话术,避免陷入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变相高息借贷的交易陷阱。
2.理性评估自身偿付能力。部分承租人对车辆融资租赁的租金来源主要依赖于车辆营运收益,车辆营收波动将直接影响承租人的履约能力。承租人应结合市场及自身状况与出租人充分协商,合理确定租期与租金金额,量入为出,避免多头负债、以贷养贷。对收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暂时无力按期支付租金的,应及时与出租人协商展期或变更租金支付安排,避免违约风险持续累积。
3.认真审阅合同并留存证据。对租金费用构成、支付期限和方式、违约责任、加速到期、送达地址确认、争议管辖等重点条款应仔细审阅,必要时可以咨询专业意见。不签署空白合同,不轻信合作商或中介机构的口头承诺。合同签订后应妥善留存合同文本、费用明细及付款凭证,作为争议解决时的权利凭证。对他人以暴力、威胁等违法手段取回租赁物的,建议及时固定证据。4.及时采取适当方式维护权利。融资租赁实践中,有的合作商的行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应注意区分相关事实,通过适当的救济路径维护自身权利。如果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系同一事实的,应通过刑事程序解决。如果两者属于关联事实而非同一事实的,则按照“民刑并行”的规则,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可以同时推进。对于需通过民事程序解决的纠纷,也可以充分利用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多元解纷方式妥善解决。

专家点评

中国银行法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
高晋康

该法律风险防范提示书立足成渝金融法院审判实践,对融资租赁纠纷中的高频争议作了系统梳理,具有较强的典型意义和实务参考价值。

其特点在于不止于个案结论,而是从类案数据中提炼常见风险:围绕“融资+融物”属性认定、“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合同解除与取回租赁物、登记对抗、第三方合作商责任等实务难点,提示了售后回租、车辆融资租赁、算力设备租赁等常见与新型场景中的法律风险。

提示书既提示出租人规范合同条款、登记公示与取回程序,也引导承租人审慎缔约、留存证据等,体现了法院参与前端治理、促进行业合规经营的能动履职,对稳定市场主体预期、防范金融风险、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营商环境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重庆市新型重点智库(中国智库AMI)中国特色金融法治智库首席专家,西南政法大学金融法治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

王煜宇

成渝金融法院以近三年半的司法审判数据为依托,发布《融资租赁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提示书》,是金融司法专业化、服务实体经济的又一务实之举。作为长期关注金融法治化治理、并深度参与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研究的学者,我通读全文,深感这份提示书兼具司法经验的实证厚度与风险治理的制度高度,特从三个层面作简要评述。

一、以问题为导向,实现“个案裁判”到“风险治理”的司法功能跃迁
法治的要义不仅在于定分止争,更在于通过规则之治降低交易成本、稳定市场预期。这份提示书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摆脱了传统裁判文书就案论案的局限,将1176件案件的审理情况系统梳理为八类法律风险,实现了从“解决个案”到“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功能跃迁。
尤为难得的是,提示书对风险的分析不止于现象描述,而是逐一锚定法律规范——从《民法典》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第735条、第737条、第745条、第752条、第758条,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条,再到《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7条,形成了“风险点—规范依据—裁判取向”的完整逻辑链条。这种“以法释险、以险明法”的写作范式,正是我长期主张的金融纠纷“源头化解”理念的生动实践——纠纷治理的最高境界,是让市场主体在缔约之初即能预见规则、知所行止。
二、紧扣融资租赁“融物+融资”双重属性,直击行业本质风险
融资租赁的法律本质在于融资性与融物性兼具,二者缺一即动摇法律关系根基。提示书精准抓住了这一行业命脉,将法律关系性质认定置于风险提示之首,并对售后回租模式中虚构租赁物、低值高融等缺乏融物性的高发问题着墨尤重。这切中了当前融资租赁行业“重资金、轻资产”的转型痛点——正如提示书所引监管政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3年已督促融资租赁公司提高直租业务占比,这与我长期强调的“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产融结合”的法治逻辑高度契合。
我更关注的是提示书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及时回应。将算力中心设备等纳入租赁物审查、应收账款质押核验的视野,体现了司法对“科技金融”“数字金融”这一时代课题的敏锐把握。在算力资产专用性强、价值波动较大的背景下,提示书提示出租人核实应收账款真实性、及时办理质押登记、通知债务人,其意义已超越个案,是对数字金融法治化治理规则的有益探索。
三、织密多元共治之网,呼应“源头化解、综合化解、智慧化解”的一体化纠纷解决机制
我在参与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纠纷一体化解决机制研究时多次强调,金融纠纷治理应当“源头化解、综合化解、智慧化解”。这份提示书恰恰体现了这一风险治理观:
面向融资租赁市场,分别对出租人和承租人开出“负面清单式”的行为指引(优化业务结构、规范合同文本、强化内控、加强合作商管理;审慎缔约、量入为出、留存证据、多元维权),体现了“谁的义务谁明晰”的权责对称理念。同时,对合作商代收租金、代取租赁物、虚假承诺等“第三方风险”的提示,填补了以往风险防范文本中对交易链条外围主体关注不足的空白。这种多主体、多环节、多层次的提示安排,正是一种事前的“源头化解”,其治理价值和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总之,这份提示书以司法之力助推金融规范发展、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体现了成渝金融法院在维护金融安全、优化金融营商环境中的专业担当。法治化可降低交易成本、便利纠纷解决,从而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和更优金融产品汇聚西部——这正是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法治根基。期待成渝金融法院持续发布此类高质量的风险提示,为中国特色金融法治建设贡献更多“成渝样本”。

责编:庞伊聆

审核:陈晓容

主编:万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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